吴起继承了孙吴“兵贵胜，
贵久”的思想，提了“战胜易，守胜难”的命题。认为采取必手段，在战争中获取胜利并困难，而在胜利保持胜利的既得成果，使战争再发生，则颇容易。因而强调必须争取以最少次数的战争，实现自己的战争目的，绝能穷兵黩武。否则，频繁地使用战争手段，即使每战皆胜，也必将耗国，给国家和民带祸患。所以说：“五胜者祸，四胜者弊，三胜者霸，二胜者王，胜者帝。是以数胜得天者稀，以亡者众”。这里所说的“五”、“四”
等，并非表示绝对数字，而是表示战争次数的多与少。本战国时代(公元1467～1591年)的著名军事统帅武田信玄，有句名言：“十次之中，有六七次取胜，那就等于十次都胜了，如果十战十胜，那么必然带极的损失，以的战争次也会取胜了”。其主神，与吴起基本相同，但晚于吴起两千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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☆、第十六部分
第十六部分
(2)“修文德，外治武备”——政治、军事
密切的国防观点吴起第次见魏文侯时，就提了“修文德，外治武备”的纲领主张。以“承桑氏(神农时部落)之君，修德废武，以灭其国；有扈氏(禹时部落)之君，恃众好勇，以丧其社稷的历史训，说明“文德”与“武备”能偏废的理。文德即政治，武备即军事，吴起的主张就是搞好政治和军事工作，使二者密切结，以巩固和加强对的统和对外的国防。
吴起所谓的政治工作，主是“先百姓而万民”(百姓，指统治阶级及为其务的各级官吏；万民，指被统治阶级的各阶层民)，使“百姓皆是(拥护)吾而非(反对)邻国”；“民安其宅，其有司(官吏)”，以达到国家、军队都能保持部心，团结和睦。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真正“和”，当然是极难办到的。但在吴起生活的由隶制向封建制渡的革时代里，新的地主阶级和新生的农民阶级，在对待隶主阶级的问题，是有可能在定程度到“和”的。吴起“与士卒最者同食分劳苦”等“兵”行为，就是对这思想的实践。
吴起所谓的军事工作，主是“在强兵”和“先戒为”。认为必须拿相当的财、，以“奉选练之士”，建设支“其众可而离”，虽“食炊骨，士无反北之心”的锐常备军。并好切战备，才能巩固国防(固国)。
（3）“料敌”、“应”、“因形用权”——主
战略战术思想吴起继承了孙武“知彼知己，百战殆”等思想，在作战指导，非常重视敌判断(料敌)，和据敌采取灵活多的战法(应)。魏武侯魏问：魏国于秦、楚、赵、齐、燕、韩“六国四守(四面包围)”的况，形利，如果发生战争，应如何行?吴起首先讲了六国军队的特点：“齐陈(阵)重而坚，秦陈散而自斗，楚陈整而久，燕陈守而走，三晋(指韩、赵)陈治而用”，再从各国特有的政治措施、地理条件、民众格以及士兵作战心理等各方面，分析特点形成的原因，最针对特点，提相应的基本战法。以秦为例，说：“秦强(民众格)，其地险(地理环境)，其政严，其赏罚信(政治措施)，其让，皆有斗心(士兵作战心理)，故散而自战(作战特点)”。针对“散而自战”的特点，提“此之，必先示之以利，而引去之，士贪于得，而离其将，乘乖猎散，设伏投机”的基本战法。
战役、战斗的敌、地形等条件会相同，而且战场况断化，仅有基本战法可能对付所有况，所以吴起在“审敌虚实”的基础，强调依据敌的化，善于捕捉战机，以乘敌之危。举了“之勿疑”的八种况和“急勿疑”的十三种况。八种况，属于敌危之相对稳定的战机。如敌军因冒酷暑、严寒、风等恶劣气候，昼夜兼程急行军，以致士卒饥渴、军队疲惫时；又如敌军兵多，所位置又源缺乏，地形利，以致马染病，或粮援绝，军心摇时等。十三种况，属于敌危之时间短暂的战机。如敌军远新到，部署未定，设防之，或度疲劳、涉半渡时等。经定时间，这些况很即会发生化。这种战机瞬息即逝，所以必须“急”。吴起将述两种况，概括为条原则：“用兵必审敌虚实，而趋其危”。
吴起但举了敌于利的危境时应当“之”或“急”的若况，而且也举了当敌有利地位，利形时应当“避之勿疑”的六种况。如敌军在兵对比占绝对优而武器装备良时，敌部团结，纪律严明，将领贤能以及有“四邻之助，国之援”时。认为在这种况，应可能避免战，保存实。
依据敌，采用“之”或“避之”等同的战法，吴起概括为“见可而，知难而退”。这本是秋以的军事专著——《军志》中的条原则，仅继承了这种思想，而且加以发挥，富和发展了这思想。“见可而”的“可”，这里已是单指量对比，而主指的是战机。当时机有利于而利于敌时，坚决发，必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；“知难而退”的难，也是指在战场所遇到的困难，而是指即使经主观努，暂时也难以获胜的况，这就应当退避步，以等待或创造“可”的战机。这种思想，已近似于“打得赢就打，打赢就走”的思想。
吴起仅重视对敌军的般况判断，而且还十分重视分析敌军指挥官的品质和军事才能，并据之以运用谋略。说：“凡战之，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，因形用权”。认为这样才能“劳而功举”。举了十个例子，如“其将愚而信(信)，可诈而”；“无谋，可劳而困”；“士其将而有归志，塞易开险(阻断路，开放险路)，可邀而取”等等。总之，据敌将品质和才能，及其指挥军队所造成的各种况，分别采取欺诈、贿买、离间、疲困、威慑等谋略，和伏、追、袭、、等战法，战胜敌。当了解当面敌军将领况时，吴起还提了战斗侦察的办法。派遣勇敢而份较低的军官，“将锐以尝(试)之，务于北(败退)，无务于得”，以观察敌将的反应措施，从而判断敌将的智、愚，再据以决定自己的行。
吴起在作战指导方面的战略战术思想，总的说，就是：强调“料敌”、“应”，据敌(包括敌将素质)及地理、天候等条件的同和化，采用灵活多的同战法去争取胜利。从军事哲学角度看，这种思想，是带有朴素的唯论与辩证法的因素的。
（4）“戒为先”，“以治为胜”——军队建
设思想吴起极为重视军队建设，主张建立支士气旺盛、训练有素、纪律严明而又勇敢善战的新型军队。认为兵在众而在，兵三千，则“可以决围(突破重围)，外入可以屠城(破城邑)”。达到这目的，必须“戒为先”，“以治为胜”。也就是抓育、训练、纪律、组织这四个环节。
吴起认为，军队建设的首问题，是作好育工作，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。说：“凡治国、治军，必之以礼，励之以义，使有耻也。夫有耻，在足以战，在小足以守矣。”也就是说，只有先用新地主阶级应遵循的德规范——礼，育军民。用符这个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——义，励官兵，使们懂得光荣与耻，才能使们为争取光荣和避免耻而去为统治阶级战斗。吴起对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，认识也比较刻。认为“严刑明赏”固然重，但“非所恃也”，能完全依赖它获取胜利。必须通思想育，充分调的积极，达到“发号布令而乐闻，师众而乐战，兵接刃而乐”，才能确保战争胜利。吴起发士气的办法，是质鼓励与神鼓励并用。质鼓励，就是对立功者赐以官爵田宅；神鼓励，就是使有功者到光荣。例如曾建议魏，在宗庙召开庆功宴会，座分、中、三行，“功坐行”，食等酒菜，用贵重餐；“次功坐中行”，待遇稍次；“无功坐行”，切从简。并将与会员的家属，也召集到宗庙门外开会，仅让们看到自己夫、、兄、的座次况，而且也同样按功给奖。毫无疑问，在这种况，有功者必光荣，无功者也会引以为耻，既鼓励了有功者，也励了无功者。据说：“行之三年，秦师临于西河，魏士闻之，待吏令，介胄而奋之者万数”。吴起请魏，“试发无功者五万”由率领与秦作战，魏同意了的请，授予“车五百乘，骑三千匹”，结果“破秦五十万众”。们评论说，“此励士之功也”。由此看，吴起颇懂得些军事心理的学问。
吴起在军队建设，十分重视训练工作。说：“夫常其所能(会战斗技术)，败其所(熟练战术)”，因而，虽然常备军的士卒都是考选而的壮之士，仍需行严格的训练。吴起提到的训练容相当全面，既有单兵作，如跪、起立、行、止以及转法等(“坐而起之，行而止之，左而右之，而之”)，又有队列练，如解散、集、列队及队形换等(“分而之，结而解之”，“圆而方之”)，还有行军、宿营和掌指挥信号以及保养马匹等。特别值得提的是，的训练方法，有创新。用般的同时集中训练的方法，而采用了种先训练少数骨予以提，再训练多数员予以普及的办法。说：“学战，成十，十学战，成百万学战，成三军”。这在当时，应当说是相当先的。
吴起虽然认为胜利能专恃“严刑明赏”，但并非重视军队纪律，而是极为强调。说：“法令明，赏罚信，金之止，鼓之，虽有百万，何益于用?”因而，士卒必须“任其令”，绝对从，定到“令行止，严可犯”。未奉命而斩敌首级之卒的事例，足以说明执法之严。还规定作战时“有重赏，退有重刑”。认为这样的军队，“投之所往，天莫当”。
在军队组织，吴起主张锐部队应按照各的特点行编队。例如将“有胆勇气者，聚为卒(编为队)”，“能逾超远、足善走者，聚为卒”等。这样编队，有利于据战术需部署部队。在各队的编组，吴起也主张量才使用，按士卒况分战斗任务。例如使“短者持矛戟，者持弓弩弱者给厮养，智者为谋主”等。同时还收了管仲组军的神，注意“乡里相比，什伍相保”，使同乡邻居之编在同什、伍之中，以利于互相帮助和互相担保。
☆、第十七部分
第十七部分
（5）“总文武”、“兼刚”——军事才思想
入战国以，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和频繁，其是作战样式的增多，除了对军队素质的愈愈外，对军事指挥员的也更为提。吴起认为：作为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，应该“总文武(政治、军事兼备)”，“兼刚(勇敢、智谋全)”’“其威、德、仁、勇，必足以率安众，怖敌决疑”。批判那种“论将常观于勇”的片面观点。据说次战斗，吴起的“左右剑”，说：“将，专主旗鼓尔(专司指挥)，临难决疑，挥兵指刃。剑之任(持剑战斗)，非将事也”。这很能说明的军事才思想。
吴起对将帅品质才能的，比去更。认为首先必须备理、备、果、戒、约五项基本条件。这就是说备“治众如治寡”的指挥能，“门如见敌”的敌观念，“临敌怀生(作苟活考虑)”的献神，“虽克(战胜)如始战”的谨慎度，“法令省而烦”的简练作风。特别强调将帅必须有“师之，有之荣，无生之”的贵政治品德，并将帅，必须以“受命而辞，敌破而言返”为自己的行为规范。
吴起还认为，将帅在作战指挥方面，能掌“四机”：气机、地机、事机和机。也就是善于控制军队士气，善于利用地理条件，善于运用战略战术，善于保持和加强军队战斗。认为符述基本条件和指挥才能，才算得“良将”；这样的良将，“得之国强，去之国亡”。
